2011年6月14日 星期二
在沒有希望的年代，看見願望。
最後一次上社思。
才發現自己已習慣了週週讀社思和聽課的節奏，和老師一同走進教室後，還未從習慣中驚覺。
這是最後一次了。
若問自己的心情，有些東西梗在喉間，找不到什麼可幫助舒緩，聽著背景旋律，感受到了一股愉快且接近期末的喜悅；聽著老師最後的書信朗誦，透過他人的書信，感受老師用盡了力的傾授，不求今日頓悟，只求來日明瞭；從老師的手中接下參與證書，看著老師的信，感受到退讓至最終的價值堅守。
最後，與老師走至了終點（研究室），感受到一絲無所虧欠出盡全力後的輕鬆自在。
你說：「課，終於結束了！」。
「謝謝」。你自然的說出了我深刻想對你說的話。
{###_fatcat31930/32764/1002186228.jpg_###}
2011年6月8日 星期三
評黃英哲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
評論：
我將分為兩部份評論，第一部份欲分析一到五章黃英哲的方法問題，並針對其解釋限制進行討論。第二部份則企圖針對許壽裳引介魯迅思想的意圖進行提問，並從中猜測／摸索出更複雜的文化鬥爭圖像。
黃英哲的方法問題
黃英哲在一到五章欲處理國府接管台灣前後，文化重建政策的制定、執行、效果，使用的史料大概可以分為計劃性方針（如：台灣接管計劃綱要）、組織配置（如：組織條例、組織規程）、職務內容與工作細則（如：施政方針、工作要領）、政策或組織成果（如：工作報告、施政報告），並且再搭配著相關人士的書寫資料。大體而言，黃英哲是掌握並蒐整了官方資料，這也讓我們在閱讀時，能清楚的掌握每一個組織單位的成立目的、組織架構、工作範圍與內容、以及表面的官方成效。
然而，黃英哲自己欲考察的第一個問題是：「台灣省行政公署，於戰後初期推動台灣文化重建政策的初衷及具體的實行過程、中心思想。」（p.17）這樣我們就面臨著，這些史料是否足以撐起並回應這問題呢？
l 「初衷」的部分，顯然我們可以從計劃方針、組織配置、職務內容與工作細則來確保當時行政公署及其相關組織，在正式進入運作以前，對當時台灣文化現象的分析與策略構想是否得當。
l 當要考察「具體的實行過程」時，我認為這些資料的限制便浮現出來，如同國語推行委員會和宣傳委員會的部分，就工作推行或執行效果的討論，僅能呈現出「工作流程」或「工作要點」。這樣的限制來自於史料的單一來源，導致我們無法看出更具體而微的政策執行狀態。例如宣傳委員會的政令宣導員是如何下鄉與人民互動？「宣傳小冊」發行全省各機關，但究竟有多少人閱讀、受影響？檢查制度的執行是僅就出版與否的檢查？還是有執行市場的搜查（書攤之類）？是否存在地下出版？等等問題皆顯示作者所使用的官方資料無法有效且完整的呈現「具體的實行過程」。
l 作者還欲考察政策所蘊含的「中心思想」，這部份我是有所保留的，我不甚確定作者其指涉為何。若中心思想指的是政策欲達成的目標，那就官方資料當然是可以明確的給出一「官方說法」；若中心思想指的是意識型態，那顯然作者必須更清楚的給予讀者更多有關當時政治情勢、黨派鬥爭的圖像，並且就各個相關人士的立場、位置給予一定的釐清，不然「中心思想」在此便只是表面上的概念整理，不出中國民族意識、三民主義、中國文化精神、民主政治思想等。
引介魯迅思想的意圖
l 提問
黃英哲認為許壽裳是有意識且有意圖的傳播介紹魯迅思想，並把魯迅思想與台灣文化重建勾連在一起。（p.157）勾連的理由是什麼呢？黃英哲從許壽裳對文化重建的構想中，認為許氏是因為企圖將五四中國新文化帶入台灣，是要肅清日本文化，而帶入五四的手段便是傳播魯迅思想。(p.158)這樣的勾連論述是否有道理？許氏認知的「五四」意義是什麼呢？
許氏引介並傳播魯迅思想，就黃英哲的資料呈現，大約分為「魯迅精神」、「魯迅思想本質」、「魯迅的歷史定位」、「魯迅的主張」，其關鍵字為：戰鬥精神、文化鬥士、人道主義、青年導師、青年們聯合起來、國民性改革、革命。（p.159-160）然而，吊詭的是黃英哲所理解的許壽裳欲傳達的是：「戰後台灣最需要的是民主、科學、道德實踐、中國民族主義，這些精神可以集中從魯迅身上學習到。」許氏引介的魯迅思想圖像是黃英哲所說的民主和科學嗎？許氏口中的魯迅是否有另一種解讀的空間？（ex：民主的兩種解讀可能？）
總之，黃英哲認為許壽裳是為了讓台灣從日本化的陋習中解除，並與中國文化（尤其指五四之後的新文化）接軌，而魯迅便是這關鍵橋樑。
l 延伸推論的可能方向
我認為許壽裳是有可能為了解除日本文化，而帶入五四新文化，但我不禁懷疑為何是魯迅？魯迅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能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嗎？還是他僅是代表了某一種立場／意識型態／陣營？
以上諸多擴散性的複雜問題，迫使我的思考方向朝向一個更大的問題框架，即必須將許壽裳引介傳播魯迅思想的現象置於中國大陸1920年代末的文藝場域中。也就是說，我認為魯迅思想和許壽裳在台所衍伸的諸多現象／問題，必須對照著同一時代中國大陸文化圈的複雜情勢，才有可能更適切的理解。例如：必須追問許壽裳來台之前是何許人也？他在大陸的文藝場域中所處的社會、文化、政治位置是什麼？
l 1930年代以降中國的文藝情勢
因此，以下我將先簡介當時中國文藝場域之情勢，以此重新的安置魯迅思想的可能性意義，以及許壽裳的可能性位置。
1928－1937這十年，在政治史上，起自國民黨控制的國民政府之成立，終于國共兩黨名義上恢復合作以共同抗日。表面上，這十年是國民政府大成功的時期，也是共產黨受挫時期，然而政治的受挫卻成就了文學方面奪取領導地位。「煽動的革命文學從1928年的創造社的活動開始，同年更有太陽社成立，他們皆認為只要將一切不就範的重要作家打倒，就容易使革命文學流行起來。」[1]然而，當時的革命派常是同一個作家用幾個筆名，重複寫著同類的文章，給人造成以為他們確實代表群眾的印象。事實上，他們僅是一小部分人。「在1928年至少還有《新月》、《語絲》與新月派等保持五四新文學革命遺留下來的優良創作和批評傳統，但他們卻不能一致對抗革命派的煽動家，其中新月派又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的發言人，所以特別被孤立，不僅革命派作家，甚至連魯迅這一班人也不斷攻擊他們。」[2]
「左翼文學的壯大，最為重要的是在1930年2月，由魯迅與茅盾的大力支持，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這是一戰鬥性組織，它與共產黨的工、農、學組織有密切的聯繫，其創作的原則主要是要表現集體行動的力量。」[3]當「左聯」成立之後，非左聯的作家們開始感受到「左聯」的壓力，革命作家用盡一切手段企圖控制文壇。「左聯」的成立代表著左翼文學的標準取得支配結構。然而，三十年代時的北京政局與國民政府依舊是掌控於國民黨，於是左翼文學雖然在文學形態的進程上取得優勢，但亦受制於社會政治的結構性影響，於是政治性的作用僅潛藏於文學之後，並未過於直接公開。
1928－1936年因國民黨的清黨與掃共，是共產黨政治上的失敗和挫折時期，卻使左翼作家（左聯）努力在文學方面奪取領導地位。「自1936年西安事變後，共產黨統治區情勢有了極大轉變。共產黨政府從此在陝甘寧邊區享有自治權。而且自魯迅藝術學院的建立後，大批有經驗的左傾及共產黨作家與知識份子湧到陝甘寧邊區，中共便開始有力量建設共產主義文化了」[4]。抗戰開始之後，即便多數著名的左派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夏衍等是留在國民黨政府地區。然而亦可簡單的說，至1949年之前共產黨策動了一次新文學運動。
1942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主持會議並發表講話（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此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遵照這次座談會制定的文藝方針，全面展開了文藝整風運動。而1945－1949年期間，更是共產黨統治區作家產量豐富的時期。
1948年《大眾文藝叢刊》出版，「其主要的作者都是當時及1949年以後中共主管文藝工作的重要領導人，或作為主要依靠對象（「旗幟」）的文壇領袖人物」[5]。並且，「《大眾文藝叢刊》的辦刊方針、指導思想、重要文章與重要選題，都不是個人或幾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了『集體』即至少是中共主管文藝的一級黨組織的意志」[6]。該叢刊所有的綱領性意義便是要堅持集中體現工農階級利益與意志的黨的思想與組織的領導，這也就是共產黨在文藝上的立場，即文藝的階級性與黨派性的原則（黨性原則）。在這樣的原則下，「『我們』便是所謂人民、群眾、階級、政黨的代言人，而且是真理的唯一占有者，解釋者，判決者，即所謂的真理代言人」[7]。與集體的「我們」相對立的是「我」，五四以來便是一個高揚「我」與個性主義的時代，當越靠近政治上革命勝利時，「我們」（以黨為集中代表）與「我們」的話語即將取得思想文化上的主導地位時，首要的便是「批判」，也就是說思想鬥爭是文藝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
l 大膽的從諸跡象對許壽裳進行推論
許壽裳做為魯迅的好友，思想與立場始終與魯迅同路，這同時顯示在他文章有著左傾的詞彙與思想，但我無法就此直接確認許氏在當時大陸文藝場域的位置，以及他與左翼文學陣營或共產黨的關係。
但我們可以從第五章所述的黃榮燦發現一些操作邏輯。黃榮燦具左翼的背景，並且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聯繫，而他也選擇以傳播魯迅木刻思想做為手段，企圖掀起邊境革命。我認為這顯示中國當時，為政治服務的文藝者是有意識的在使用著魯迅這個象徵符號，進行各種型式的政治運動，並且這種運動是有意識的深入國民黨統治區域，企圖借由文藝活動的宣傳來鬆動統治的正當性。
於是，我大膽的懷疑許壽裳的背景並不單純，他很可能與左翼陣營或共產黨保持著私下的聯繫，其引介魯迅思想，表面上說法是引介五四新文化，實際上則是延長大陸文藝場域的戰線，企圖以魯迅文學思想做為革命的火苗，是可以放進國共鬥爭的視野進行重新的評估。而這樣的視角也很可能可以讓我們理解為許壽裳與cc派之間的鬥爭，以及許壽裳的突然遇害。
代結
我認為黃英哲就此書的問題在於史料的限制。就一到五章的部份，我並不認為使用官方資料便足以回答，文化重建政策的初衷及具體的實行過程、中心思想，這也因此留下諸多問題尚待後繼者。魯迅思想傳播的部份，黃英哲只處理許壽裳的公開史料（表面上說的話），而沒有將許氏置回當時大陸的政情以及文藝場域進行分析，而這可能會挖掘出更深層的認識。然而，無論許壽裳是基於什麼意圖引入魯迅思想，可以確定的是他不僅引介了魯迅，更連帶的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複雜意識形態的文藝場域也一並帶入，使得我們面對這些資料時，不得不多配戴幾副眼鏡，在不同視域之間轉換。
2011年6月5日 星期日
母雞與小繡眼
母雞披著黑夜走在路上，兩隻綠繡眼啾啾啾的劃過，撕開了寧靜表面，引起了母雞的注意，順著聲，母雞下意識的感受到可能有什麼不對勁。
於是，母雞循著路走，細細的搜索著暗夜的角落，可能是出於自身也是隻＂母雞＂的緣故，牠總覺得也許是繡眼們的寶寶出了什麼事，不知是晚出未歸，還是躲著惹媽媽焦急。
車頂、車底、路旁、牆角，在母雞繃著神經張望搜查之下，果不其然的被牠望見路上有隻小綠繡眼。母雞驚嚇的咕咕了兩聲，趕緊用牠的翅膀捧起了小繡眼，但接著困擾母雞的問題便是，該要如何讓綠繡眼夫婦們發現呢？
也許是夜太黑，也許是焦急的心遮蔽了眼，莽莽撞撞的繡眼夫婦竟沒有察覺到母雞捧著小繡眼，並放在汽車車頂上等著牠們。夜越來越沉，母雞掛念著雞窩，繡眼夫婦急的慌了方向遠尋，母雞更急。於是決斷的認為不能在這樣耗下去，牠捧起小繡眼，看著牠才剛長出點羽毛，擔心著是否在暗處躲著貓兒伺機而動，母雞的眼中閃過了仁慈的光芒，踏出了堅定的步伐，僅剩一條路的，需偷偷的把小繡眼帶回雞窩了。
忙了一夜，天才剛剛透了光，母雞咕嚕的爬起身，心裡還惦記著昨夜的小繡眼不知是否睡得安穩？牠顧不得一身骨頭在抗議著疲勞，趕緊去熬了一碗小米粥，讓小繡眼舔舔肚子。
陽光驅散了昨日焦急的夜，母雞再度托著小繡眼走回大街，不忍心的只見繡眼夫婦依舊四處尋覓，牠趕緊將小繡眼兒再度置於車頂。在陽光之下，很快的繡眼夫婦便注意到了，飛至小紙盒邊叫喚著小繡眼，唸著牠的貪玩，唸著牠回來。但這隻小繡眼兒還太小，繡眼夫婦在旁費盡了力教著如何飛，小繡眼兒卻撲撲撲的總是落下了樹來。躲在一旁的母雞，探著頭也為牠吊著心。
此時角落有一黑影緩緩得靠近，帶著不安好心的步伐。不知繡眼夫婦是否有注意到，卻先讓母雞查覺到。是隻貓。大貓繃著身，眼看著小繡眼兒飛不上樹，偷藏著爪兒卻被母雞發現。母雞更急了，咕咕咕的祈禱著小繡眼快快飛。
時間流逝情勢越是險峻，母雞必須趕著回雞窩打理一日的家務。母雞只能壯著身子走到大貓前，大聲的斥責威嚇，咕咕咕地警告牠別輕舉妄動，小繡眼並非食物也不是玩物。大貓被突如其然的連聲咕咕叫，倒先失去了氣勢，縮著身壓低著喵嗚兩聲，表示臣服。母雞這才離去。
只求小繡眼兒平安順遂。
2011年4月1日 星期五
下山入林
下山一趟，掃過四間書店，不得不說，闊葉林是台中最被低估的獨立書店。
闊葉林書店，若處於人文匯聚之處，想必會搖身一變的成為書友流連之處，誇張點說，若有台灣書店排行榜，闊葉林排前十名我也不意外。
然而，讓人意外的便是闊葉林屈於陋巷，又處市南一隅。除了地理方位欠佳之外，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之處便是，與中興大學彼鄰而居，卻堅持的只賣文史哲、人文社會學科的好書，展書不多，質量卻非同小可。（中興雖為國立＂大學＂，卻以農學院著名。）
說它＂被低估＂是因其知名度不高，這尚可公評。說它＂堅持＂，便需從小處著眼。
其一，展書不多，卻多有重複，重複者皆好書。這表示老闆在進書時極有水準，深知內容價值。這同時也讓人感概，為何好書擺放多時卻還留在架上？這便是＂堅持＂第二點，展書空間有限，進書依舊以品質為準，堆積如山在所不惜。
我說品質高，似乎也不一定可信。姑且舉例：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導論（單行本）＂店中有１６本！張光直先生的＂美術、神話與祭祀＂有４本；嚴耕望先生的＂中國地方行制度史＂也還有２本；Peter Berger的＂神聖的帷幕＂有４本；北京三聯出版的學術前沿系列，還有６、７本；汪暉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還有１套；上海人民出版的社會與歷史譯從，至少還有４本，其中Perry Anderson的＂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竟有５本之多；甚至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除了有中文版之外還有英文版。
這些書至於架上，從舊店至新店，韶光流逝，多已於市面上少見，有些甚至絕版，能同時在一書店尋得，一則歡喜卻也憂。
無論如何，不得不說闊葉林名氣太小被人低估，掩沒於都市密林中，卻依舊堅持地蔓挺出片片肥碩枝葉。
2011年3月15日 星期二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