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筆記之《社會運動,1768-2004》

社會運動讀書會 閱讀摘要筆記　　　　　　　　　　　　　　　　2009-04-16

參與者：陳續升

研讀文本：Charles Tilly，《社會運動,176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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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該如何談？



　　Tilly直接的定位社會運動，將其視為一種新的政治形式、一種鬥爭。並且他認為社會運動是1750年之後才開始於西方發展，主要源於三個要素的結合：運動、劇目、WUNC。Tilly藉由這樣的定義以便於從歷史中將社會運動作為一個對象（與其他的政治類型作參照區分）的形成、演變史，並藉由追溯社會運動的歷史來作為解釋鬥爭政治的部份。



　　社會運動作為鬥爭政治的一種形式，它並沒有發明或創建出任何的要素，而是源於所有的要素被轉化、擴張、標準化並組合成旨在表達公共訴求的規範手段。（29）這也就是說社會運動並非憑空而成，而是在歷史的過程中，人民透過遊走於法律的邊界，藉由行動的展演獲取政治性的意義的手段。在這過程中，社會運動逐漸的削磨出一種能供辨別的形態，並一再的出現、被複製；而在國家的層次，社會運動則是作為人民的行動力，參與了國家的歷史發展。



社會運動從哪產生？



　　Tilly在第二章將社會運動放在四個背景下來談，戰爭、議會化、資本化、無產階級化。戰爭作為政治創新的動力，其中國家的角色便凸顯了出來，國家透過備戰、宣戰、交戰為由，對內進行政治與經濟的資源集結，這雖意味著國家機構的擴張，但這指涉了國家對資源的正當性壟斷，也表示政府機構必須投身於公共事物的協商之中。議會化則表現出政治的結構性鬆動，王權的色澤退卻，權力開始轉移至議會，這是個舊體制崩解新體制起始的轉變，議會所代表的官僚體系是政府運行的關鍵，因公民與代議議會的關係，導致公民與政治的關係更為直接。資本化我認為須放在國家興戰的脈絡下解釋，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國家對資本的需求是集中性的，但市場更表示了資本的流通性，於是資產階級雖在政治上還未有主控，但在經濟上（作為政府的債權人與收入來源）已顯影響力。而無產階級化指的是依靠勞動報酬為生的人口比例增加，他們無所依的只能靠自身於政治生活中鬥爭。在此四個背景之下，社會運動才逐漸產生出自己特殊的內涵，產生了行動的人群、串聯、形式以及法律空間。



19世紀 社會運動作為大眾政治的普遍形式



　　社會運動在法國是何時開始成為一種持久性的大眾政治方式呢？在1848年的法國社會運動只是暫時的被廣泛的運用，此時的街頭遊行與集會輕易的便被國家鎮制，表示官僚體系所執行的武力管制依舊未被鬆動，直至19世紀80年代示威活動才在里昂盛行。這中間的時間，社會運動並未取得一個普遍的政治鬥爭位置（制度化），社會運動的蓬勃與消逝只是國家力量的依變數。

　　鄰近法國的比利時也同樣的於19世紀90年代產生了重大的轉變，以聯合性的罷工作為一種鬥爭形式，這除了表示社會運動的制度化以及常備劇目的形成，也顯示出運動背後的組織性。比利時的大眾鬥爭除了顯而易見的無產階級化為其基礎之外，更可以看見形成制度化的社會運動與政治所呈現的緊密互動。

　　在英國的憲章運動則可看出社會運動制度化之後的情況，「人民憲章」於1838年的出現，代表了先前工人、激進盟友與資產者之間的鬥爭合流，是激進派與改良派的協商妥協，這樣的情況在此似乎呈現出了另一層的意義：試圖跨越地方性的大範圍串聯，也就是在大規模社會運動中，地方性的訴求與共同的戰略之間的拉扯。

　　而19世紀的美國，Tilly以Gamson的資料作為分析，除了社運越趨蓬勃之外，工人組織也漸佔大宗，然而，此階段的訴求普遍還停留在自身的利益，並非朝向政治權力的普化。另一份資料源於Ryan，顯示於美國城市的社會運動以出現了工人階級超越種族的聯合運動，並且社運於美國的城市從難以掌握逐漸趨於常規。

　　Tilly藉由以上四國史料進行整合，認為社運的表演、運動、展示皆開始成為一種能讓人輕易辨識的街頭行為，社運的模型（模組）儼然而成，社運的劇目出現了轉向，從直接的、對人身侵害的，轉為非暴力的形式。Tilly認為這現象可歸因於議會化。議會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支配穿透力，也就是透過有效的官僚系統，對於國土境內的資源進行統治與分配，這也使得議會與人民之間的聯繫更為直接（然而也同時排擠掉缺乏關連之人），這樣的政治情勢，公民自然將力量放於會議中的地方代表。總歸一句，國家的政治結構塑造了社會運動的行動（76）。

　　於是，接著處理國家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是否擁有國家所確認的政治權利，這對社會運動差異的形成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檢視歷史，我們發現集會、結社和言論的權利特別重要（76）。雖然Tilly似乎得出了先得到國家賦予的權利，然後民眾才有普遍的運用，但Tilly認為重點則是在於討價還價的互動過程。然而，我認為這過程畢竟國家的角色權限還是較大，前文已描繪出社會運動趨於常規化，這似乎意味著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將國家所擬定的遊戲規則內化於自己的思維與行動中。而競賽的規則當然是國家所擬訂，社會運動便失去了自主性與理想性，不再反對國家，而轉為試圖以討價還價的方式改變國家，社運的形式與展現好像就此少了創造性，變得讓人得以預料。然而，Tilly似乎只樂觀的認為國家的力量只限於官僚體系以及選舉制度的部份，由此樂觀的說：選舉活動在國家層面的制度化推動了社會運動的發展。此後，投票權的擴大又加倍刺激了社會運動的擴展（79）。

　　由此，Tilly開啓了一個於後半段著墨甚多的討論，社會運動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 他以民主轉型的起因作為判準，視社運在這過程的作用／時間進行比對。據Tilly的說法是：社會運動不必然伴隨民主化；一旦民主化得以發生，社會運動往往會接踵而至（80）。



20世紀 拓展與轉型



　　1968年5月法國的社運，結合了工人與學生對於當時政權的鬥爭，進而影響了西歐以及北美地區，在此事件的反思中人們認為：代表了工人和其他被剝削群體的力量的舊社會運動，已經渡過了它的鼎盛期。自治、自我表達和批判後工業社會導向的新社會運動，正在排擠和取代舊社會運動（99）。這場新的階級鬥爭是統治機器的控制與被迫承受這些變化的人們之間的鬥爭，之中，「身分」成為了問題的關鍵。

　　1989年社會運動的策略以令人訝異的速度於東歐迅速傳播，同時原先抵制社會運動的社會主義政權迅速瓦解和崩潰，而之中包含了示威活動與暴力事件。對於要如何理解威權政權體系下的群眾動員活動，Tilly認為可從三點來測驗判斷：相似性、融合度、應用性（108）。這裡Tilly在判斷社運時似乎忽略了社會運動的起點與指向的終點，也就是他並未考慮是誰？在什麼情況下？以什麼樣的組織形式？以什麼樣的策略？進行社運。Tilly似乎已認為社會運動必須在模式化（常規化）的情況下進行，在這模式之內來談應用性（最終的測驗）。我認為在此節（102－112），Tilly未清楚劃分社會運動與民主化或是去威權化之間的界線、關係。

　　新的傳媒與社會運動之間也產生了關連。社會運動透過與傳媒的互動，擴大了群眾（但也排斥了傳媒所不能及的群眾），並形成一個回音室（多向表達的可能？）。然而這之中充斥著不對等關係，無論是在社運與傳媒之間（媒體的報導權力），還是在溝通的有限度對等（傳媒依舊只是單向）。



21世紀的社運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訊傳媒的技術產生了重大革新，總的來說，這些技術擴大了社會運動溝通覆蓋的地理範圍，也降低了溝通的成本。但也形成了一種篩選功能，將無法使用這些技術的人排除在外（143）。但政治背景和組織背景的變遷，還是比技術革新更直接的影響社會運動的運作方式。而我們也不必因為全球化而以為訴求的伸張將相互協同，以地方、區域和國家層面的社會運動已逐漸消失，實際上，國家依然是最突出的角色、目標和場景（147）。

　　同時，社會運動走向了國際化，無論是訴求者亦或是訴求層面的國際化。這過程，出現了一些新的組織或名詞：中介機構、全球公民、全球正義等，這之中依舊留有地域性的行動（在地理上相互分隔的不同地點同時發動），但同時在串聯與國際層面上產生了一種民主危機，如Neera Chandhoke所憂慮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某種程度也在規避民主義務；北半球的社運組織和行動者支配了國際性的活動；存在於政治企業家與民眾之間的裂痕加據（166）。



民主化？與社運何干？



　　Tilly定義民主化為：任何一項朝著公民權、公民權的開放、公民權的平等、有拘束力的公民協商、公民免受政府專斷行為的侵害而做出的真正轉變（172）。並且他認為社會運動的規模與民主化是成正比發展（174頁的圖），但並不代表完全一致。這裡Tilly所指的民主化是一種追求每一個公民在資源與聯繫上平等的公共政治參與。我認為這好像是一種體制內規則的民主建立，然而社會運動並不該只是為了達成Tilly所說的民主體制建立，而是因無法從既有體制內作用，才以社會運動的形式展現其個人的政治認同與行動。在社會運動如何影響並推動民主化的討論，Tilly的意思是社會運動本身便是公共政治的常規參與者，而因社會運動所建立起的新社會關係便是民主化的重要陣地（188），也就是說社會運動孕育出上述民主化的可能，尤其是在國家開始進行民主化的契機上，社會運動成為一種（指向國家的）有力的政治討價還價形式。



社會運動的未來？



　　無論是國際化、民主退化、專業化還是渺茫的大功告成，Tilly依舊認為我們欲解讀社會運動還是得依據過去歷史所累積的知識，以運動、劇目、WUNC作為主要的觀測點。整體而言，Tilly肯定社會運動史是朝向廣泛運用，並且標示著民主制度的存在，也是對民主化不斷的催促（209）。這也表示，Tilly認為底層人民是可以將社會運動作為一種討價還價的形式，借此對於國家進行政治的干預，並且是有機會因此改變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