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7日 星期二

茂榜記事

 

也許,這樣的空間與場合,並不屬於我。



走動,緊繃,機伶。料敵先機,先發制人,獨當一面。狙擊,阻殺,驅趕。是否進入狀況,我不知道。確認的是不適應。於是,選擇背負起兩台機身,遊走擺盪。暗示著,我隨時都在拍照,而不懶散。



然而,抑鬱之情依舊無法言說。



人說,就依自己的風格取景。又道,你拍的太正經了,拍點有趣的吧。(是,從命。)

人說,別拍大景了,要堆看不清楚誰是誰的照片幹麻。又道,要紀錄活動阿,像整場踴躍舉手的畫面要拍阿,看著講員發呆幹麻。(難道不需要觀察細微的動作?)

人說,拍點有趣的生活照片吧。又道,別瞎鬼混了,跟學生閒聊不做事,緊繃點注意點。(要嚴肅不嘻鬧,又如何能靠近學生拍出有趣的生活照?)

人說,你可是首席攝影耶。又道,你用全手動加上手動對焦太慢了難怪你什麼好笑的都拍不到。(管你是不是首席,皆是需要接受上級指導)

於是人只好說,你就隨便拍吧,反正最後交出來給上級選擇就好。(於是,我失去了主體位置)



兩台機身,長短鏡頭,以兩條背帶束縛纏繞著我。想展現自我,想獲得應有重視信任,但做不到。



心總想著快快走,讓這一切的尷尬棄於身後,遁逃,於那夜色全暗的約農路。

2009年6月9日 星期二

我看錯了思沙龍,卻說思沙龍欺騙了我:記東海思沙龍的峰迴路轉

 

在兩年前的暑假初期,巧合機緣,捲進了一場名為東海思沙龍的籌組草創。思沙龍的由來源於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是此基金會與大學合作成立的學生組織,目的是希望藉由學生自主的學習、組織、討論,以舉辦持續的紀錄片的講談以及討論為主要的形式,希望能以學生做為主體的讓校園中能多一個視窗,關心全球的議題並扣連至我們的身體。



什麼叫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與東海大學合作呢?那便是基金會出"名",給予學生建議,給予資訊與紀錄片管道,以基金會之名找尋講員以及紀錄片較為容易。而東海大學呢?則是出錢、出人、出場地以及"出名"。



據說故事是這麼開始的,程海東校長有天在某個場合遇到了龍應台女士,便跟龍應台說有聽說思沙龍這回事,聽說清華成大逢甲都有,那東海也要有。龍女士當然表示歡迎,當下立即約定。事後,程校長回到東海便找了課外活動組作為對口單位,委託佩玲老師去想辦法讓東海有思沙龍。於是佩玲老師便找了在學生活動打滾經驗豐沛的小峰作為總召,而他也成為日後的執行總監,也是他找上了我。



說著說著,東海思沙龍就算這樣成軍了,因為有了小峰有了我(還有幾位友人),同時,小峰還是持續的找人,找人的意思便是小峰依靠自己的人際網絡去詢問,而他物色的對象皆是屬於功能性的,例如需要美編便去找美編,需要寫手便去找寫手。於是,東海思沙龍初期的人員明確分工,可以顯著的區隔出每個人的功能性,若功能性模糊的人怎麼辦呢?那就當啦啦隊兼打雜組員吧,反正各組總監都可以搞的定分工事宜。



但分工真的又這麼明確嗎?實為不然。當進入進度膠著的階段,開會的頻繁以及攏長便隱隱的顯示了分工的失效,就是因為無論各組的工作為何,除非你是場佈,否則文字、宣傳、美編這類的進度都牽涉到一個核心的問題,也就是議題的掌握。理想的狀態該是全體人員不分組別的討論構思議題,在衝突拉扯歧異協商之中定調議題內涵,再分工進行技術面事宜。但東海思沙龍不是。初期是將議題的設定與內涵全歸於一組(也只不過兩三人)甚至其中一人(我),於是看似分工的運行卻成了空殼,其餘各組皆等待著我去跟他們討論-美編要呈現什麼,文案要如何書寫拿捏,宣傳要如何呈現....。那每週一次的開會的作用又是什麼?便是各組報告進度,然後跟我這組(名為公關組,主要負責議題設定)私下約時間。



這組織問題有著幾項影響。首先,在當時因仰慕龍應台與思沙龍之名而自願加入的後來人,進入了組織之中易於產生失望,意識到與自己當初的想像有段落差,開會只見細瑣的技術分工,未見議題的思辨。第二,因為議題的處理只透過其中的極少數人確認,整體對於議題的掌握十分貧脊,議題並未在內部形成討論與思辨,更未因此而做自我的學習與再認識,於是沙龍成果必然顯得平乏,更不可能於事後形成持續的論壇。第三,若沙龍成果並未形成東海思沙龍的主體性與獨特性,只是達到了一般的撥映紀錄片、講演、提問回應,那便沒有那股誘因,吸引到那群有論述能力的大學生自主的投入此組織,而只吸引到一群對於"辦活動"有興趣的人加入,那組織內對於議題關心並有論述思辨能力的人便永遠處於少數,新進者對於什麼是思沙龍更是難以掌握(因為努力開會也沒有用),成為了惡性循環。



那麼何為思沙龍?據說,之後(在我退出以後的事)有次為了宣傳何為思沙龍,在學校醒目之處綁置了大型布條,直書"何為思沙龍?",最後不了了之的沒有任何一個明確的"思沙龍組織論述"。接著,東海思沙龍內部組織的交接(第二屆幹部選舉),總監候選人政見歧異,成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思沙龍的情況。有些人以這現象為結論,認為思沙龍便是這樣的開放空間,無所不包,"無"成為了最高境界。然而,這現象卻一如幽靈般困擾著參與者,自己所費心費時投入的究竟為何?縱使對於"辦活動"有所學習,那原本受龍應台所招換的理念呢?那公共的論辯與對話呢?那劃開表層的深刻反身省思呢?



東海思沙龍的存在究竟有什麼意義?我時常分不清東海思沙龍與"社團"或"表月"有什麼區別?據說,老是有人想著要社遊,搞社課,稱呼地點為社辦,原來自己人都已經認為就是個"社團"了。當然,東海思沙龍也不是壞到哪去,畢竟在校園裡有票人願意賣命的辦一場場紀錄片放映加演講,運氣好的話會邀請到抬面上著名講演家,運氣不好看看片子也不錯。但這樣的內容,非得東海思沙龍來辦嗎?似乎不必。非得花費龐大的組織人力以及無止境的籌辦會議嗎?好像也不一定。



每每想到這些,便讓我想起初期的某次與程海東校長有約,主要是關於東海思沙龍的行政職權與行使以及最重要的經費問題。一群幹部們在校長室同高層顯要們吃著樹太老便當,校長訴說著學校的經費拮据(那又何必自己打腫臉充胖子去向龍應台爭取),最後竟然還義正嚴詞的說,龍女士希望學生自主,我認為這也包括經費的自主,或許你們可以自己去找尋贊助籌組經費。當場則被我回頂了幾句。若真是如此,那東海大學豈不是淨收漁翁之利,不出錢也不出力,找批學生替自己的名聲撐場面,還真是"出名"。在此之後,再熱的血都隨之冷卻,東海思沙龍走向"社團"化也不難預見,大概哪天學校不出錢,把錢溢注於別的單位(如另一個傳奇,"博雅書院"),讓別的單位行使思沙龍的功能也不讓人意外。



東海思沙龍好比一凸透鏡,看見組織與理想的扭曲。加入的人,最好的情況是要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要往拿裡尋?

 

初期,友人以一句話作為思沙龍的小標:"我們看錯了世界,卻說世界欺騙了我們。"一語成讖。

 

 

2009年6月7日 星期日

太平洋的風,徐徐吹來

 

東海人於大度山常會有一感受

當從市區騎車上山

一過校門東大路,寒意驟降



無論夏暑或深冬

一至此段溫差甚明顯

未熟悉此山的人也許還會內心發毛的視為陰涼



有那麼幾次,獨身於路上疾行

風瑟瑟的吹,涼意又至

挑起了內心深沉的輕狂

一股不屬於此地該有的潮湧

淹沒了我的理性,覆蓋住了思緒

記憶緩緩侵蝕著我的瞳孔

抽離了遠處的點點紅色車尾燈



是哪年的夜?越過了山之巔

只為溯著風 尋那陣陣太平洋的風



這迎面而起之涼意,是那太平洋的風牽引千里而至嗎?





記四年前初至東海

四郊常感荒涼

那時的西屯路往都會公園僅一線道蜿蜒漫漫

入夜深沉,一盞路燈也難找

若流星歸來,都會公園席地可見

誰知日後萬丈廠房轟然而起

放眼望去條條大路通向發達夢

於夜只見霸道無邊的紅燈,宣示著場區地盤





記那年的夜攀過武嶺

只為追一場大風與朋友共

一台車行於山巒腰背

見對山一孤燈

望而至竟騎20分鐘有餘

直上曲折視線僅車燈之距

錯身而過皆插天巨木

立萬年低眉靜觀過客如一粟塵埃

誰能料路的盡頭直向無垠大洋

於迴瀾夢土上閃爍著曼波新城



路 鑿出一道

風 竄起而行



而大度山的涼喚醒我曾受凍的記憶

風拂過緊握龍頭的手

潛意識的告訴自己不能停的緊催油門

如風四季不停



是那最早世界的感覺,在那最早感覺的世界中

撫過原野高山的風,穿過鑿山的路

至大度山緩緩抬起,滲出清新涼意



太平洋的風,徐徐吹來

太平洋的風一直在吹

吹過真正的太平

最早的一片感覺

最早的一片世界

 

 

(於以愛師家中偶聞胡德夫之吟唱,於騎車返家途中之思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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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3日 星期六

台北 要如何讓我說出我愛故鄉?



台北,一個我生長的都市,我的故鄉。自從到異地求學後,被稱為台北人的我才能開始從新的認識他人是如何看這城,並努力回溯我的記憶,拼了命的想像朋友們傾訴,我認識的台北是與外地人有著如此大的落差。



若要問我,台北的環境有什麼值得人喜愛?若要憐憫我,生於台北的童年豈不是囚禁於水泥的籠?若要質疑我,如何認同這塊已看不見地方情感的漠地?我會堅定的告訴你,我的台北並非只是個人車擁擠、誇富繁華的喧囂城市,如此的想像是你未曾好好的居於台北,認識那些不會被列入台北觀光景點的角落。而我,剛好是生長於台北的一隅,被堤防外的基隆河圍繞的松山,並幸運的非常靠近民生社區。民生社區沒什麼值得誇耀的新聞版面,只是個在都市規劃之餘意外的留有高比例的植被與綠地,是個以中產階級、軍公教為主要人口的社區,較為出名的事大概便是陳水扁過去的住所也在其中,以及曾紅極一時的國片《藍色大門》在此取景。



從小的記憶,散落於民生社區的各個角落。過去健康路旁民生國小對面有著一片大眷村,我與老媽流連於其中的市場,以及巷弄中撲鼻的花香;另一頭的中央公園,我騎著還有輔助輪的小單車徜徉其中;若於整個都市還未酥醒的早晨來此,於公園一角的涼亭總聚來一群愛鳥雅客逗鳥競歌;而我放肆著赤腳立於大樹之下仰望生命。生於此,住於此,你會認同並喜愛這塊土地。



我回憶的,不是一個單純讓人騎著自行車的都市空地,而是一個每條小巷出門皆大樹的綠蔭環境,多退讓一點水泥叢林任樹木延伸,「讓」需要時間,也因此學會尊重這環境,並深知這一條條綠蔭的可貴,讓人願意以僅有的生命在此渡過,只因為認同因為喜愛。



這些記憶的糾結,我越來越難以說出口,當我跟別人說台北還是有許多樹木保護著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在此生活,卻越來越難以說服我自己。我曾相信的、認同的一切,被自身所處的都市逐步侵蝕。我說我是台北人,但「台北人」卻逼的我抹除自己的生命記憶;一切皆以建設發展之名,皇而堂之的否定了自己的過去。布農族作家伐伐曾說過一個故事,說一位有著過往驕傲的族人,於南橫的路旁感歎:「不懂山林、不懂狩獵的人竟然在屬於山路的獸徑上蓋起了大樓。很多獵人都在這裡補過兇猛的動物,那是美好的歲月。唉!這裡變了、不屬於山林的東西越來越多,有時候經過這裡,還懷疑自己過過的歲月是不是真的存在過?看到這裡的變化,所有屬於年輕時代的腳印和記憶彷彿都是一場場發生在夜裡最黑的深夜的夢;灰灰濛濛的沒有顏色。」



這是什麼樣不堪的城市,開始讓我懷疑起自己的記憶?是什麼樣的思維讓,我懷疑是自己誤會了,那一相情願的認同根基?原來,作為市民的我竟然毫無能力,無法在都市空間的形式中感受自己的身體,於是,我流失了了解自己的機會,畢竟尊重、同情、理解文化,並非依靠政治正確。



近年來,無論是一河相鄰的又休戚與共的台北縣縣長周錫瑋或市長郝龍斌,兩者有志一同的殺伐環境,為的不是愛這片環境與人群,而是將土地以純粹經濟學的利益來估量,也許是資金也許是選票也許是掌握多數資源的族群,但不會是那些難以定義自身文化的人,這些人只能於深深的恐懼中一再的意識到自身的被剝奪,而尚未找尋到保衛自身社會的力量。



台北,要如何讓我說出「我愛我的故鄉」?





松山菸廠的台北大巨蛋BOT 案:

松菸公園催生聯盟

【我要森林公園,不要商業開發】連署網頁



紅樹林邊的淡北快速道路:

反淡北道路聯盟

【反對淡北快速道路,護衛河岸景觀生態】連署網頁



公館的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關懷客家文化主題公園】連署網頁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為地球嗆聲(潘翰聲)

我們甚至失去了黃昏




2009年5月12日 星期二

閱讀筆記之《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

社會變遷 閱讀摘要筆記                2009-05-05

課程參與者:陳續升 s935505

研讀文本:趙剛,2001,〈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四期,十二月,4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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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全球化?

  作者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討論,放置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脈絡中,並追溯至福特主義與後福特主義之間的轉折,認為此階段為了更便於資本流動發展,國家在各領域(經濟、社會、文化)退位,自我解除了對於市場與資本的規約,自行市場化,在這些基礎上資本主義轉為彈性積累體制。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便是藉由自由市場、理性、新興科技等修辭取消了社會國的正當性基礎,伴隨著的配套論述即是民族國家的勢微,然而兩者皆非全然的事實,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民族國家的擴張有著必然的關連,對於資本的部署與競爭國家的規約能力下降,但對於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係國家卻深度介入。於是作者認為面對全球化,民族國家依舊是被須分析與行動的尺度,是不能棄守的政治鬥爭場域。

  當國家成為市場機制的建立者與保護者,政府機構市場化以及私有化的同時,卻使得國家的每一項新活動都同時成為自我消解的一個手段,後果便是國家被新自由主義滲透,因公共辯論與立法機制無法跟的上經濟的操作,造成民主危機。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國家退化為經濟發展國,而掩蓋了階級的極化區隔,對於社會問題的處理並非解決而是刑罰監禁,並以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填補原有社會國的角色。



如何反全球化?

  作者認為在市場專制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追求社會正義,在國家的尺度上進行拆解、區辨,捍衛國家的左手(國家機器的社會性層面),指認出並與之結盟。於是社會運動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便成為不停的以社會為基礎對國家進行功能的改造。

  面對全球單一自由市場的迷思,唯有在跨國家(區域)的範圍內捍衛社會權利,在區域的尺度上建立起具正當化的民主過程,才有可能在政治層面規範市場機制。作者認為必須保衛的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被穿透的真實社會關係,這關係是建立於歷史發展上的社會成果。既然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是多重尺度的不均衡地理發展,當代資本主義反全球化也該於多重尺度上游走、對話、合作。

  作者並且認為民粹主義在歷史發展中,無法成為反全球化的出路,倒是和全球化出現共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力道已經穿透了地方、社區、族群、身體並將商品生產與特殊文化、認同與品味進行有機的結合,這樣的「多元」市場,因地方皆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為空間再製的邏輯,形成激進的民粹主義與市場民粹主義合流,批判的知識分子成為人民的文化敵人,企業大亨反而與人民站在一起。

  什麼是慢社會學?作者參照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與巴柏的「深思熟辯的民主」,提出慢社會學作為反全球化的武器(方法),意在用民主的延遲反應抵抗貫穿市場與網絡的實存時間、讓公共討論指導效率機器。認為反全球化必須超越善惡二元的對立,從資本主義的內在找尋超越其自身的可能,而當知識分子欲對於現今新自由主義霸權做出反應(責任)時,不該是提出另一套迷思來對抗,而該是回到現實、回到證據,揭發其修辭裝飾與自身矛盾,以此理解新自由主義下社會實存情境的事實,恢復自身的自主性。

  拉回台灣,我們面臨的狀況是:八○年代末至九○年代初,台灣國家面臨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國家從規約者的角色慢慢淡出(產業政策的拒斥),尤其在規約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關係方面,國家掃除了路障,建立了市場機制。而作者認為當我們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穿透,不能只將民族國家放在經濟發展的面向上看,除了專注於市場的國家鑲嵌性,更不能忽略國家的社會鑲嵌性,須對國家的相對自主性進行設定與維繫,並積極的在國家這場域中進行功能改造的鬥爭。

 

 

2009年5月6日 星期三

晾衣



窗外 利落的藍天

澄光清明



搬至遠東街後

越來越習慣一個人渡過一灑脫的午後

泡著奶茶、一盞黃燈 仰望窗外的天



窗內看出去

其實並不完整

鄰近的三層房劃限了藍



光也亦然

迎光處參差著黯然之影



是不完整

更讓我感受到真實的遠眺

讓視線再次停留 越感耐看



窗外有些許陽台

實是一塊突出的平台

平台上釘著簡單的木頭圍欄充當衣架



至此定居後 我染上了洗衣的慣習

大概是洗衣免投錢之故

而晾衣于一窗之隔是讓人沈醉



見衣翩然 瀟灑的迎向風

一派舒爽自得



風勾動著衣角牽引著袖口

像個孩子在放學的傍晚敞開了手臂嬉鬧於巷弄

是嘛

這片刻讓人安然座落

座落於大度之巔的遠東街



陽光轉深 清亮的藍天沉下深澤的夜

是夜

讓人歸心於家 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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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遷徙



在東海住了第五年

開始是在大一宿舍

二樓的長廊

樹蔭搭上瓦片

夏日的風也顯爽朗



宿舍區看似是沒什麼規則的

各棟時而相連時而相望

參差錯縱



我住的十四棟是下宿舍區最靠路的一棟

有趣的是門向的是內側

於是我們擁抱著一方寸的樹林



十四棟只有一樓能通向它棟(零樓也行,但路崎嶇且阻)

而我們住的二樓恰好佔據了一道走廊

在我第一次踏上最後一階樓梯

見著自己的名字標示於門邊

同張紙,另有三人

那一刻的忐忑,宣示著一道與過往的斷絕

開始的未知,是敞開自己的私同他人(來自未知的地域)生活



一年之後我們從重疊到離散

個人懷著不同的抉擇

也許在那段尋屋的過程

我們皆無法預料將落腳何處

一切由時間的最終收束而明白



我便這樣搬進了一間套房

一間層層阻隔 讓情感不必也難以聯繫的學生套房

說是為了安全吧

門一道又一道 厚沉的讓人無法得知朋友是否還在

夜的深沈緩慢孤靜

走廊的空讓人不帶嘻笑的盡快通過

退守於自己的最後空間

逐漸的我們失去了一些什麼

面對面的言語、情感流露的神情、相處尊重的互動....

一住 三年



再次的搬遷

嘗試著讓自己學習

以新的開始作為過去的終結

出乎意料的我選擇了一間雅房

並且鄰居以及出入所接觸的人皆非學生

與異質性的磨合

每個個體皆須喚起內心早已遺忘的模組

共用的空間也待確認秩序



四個(其中一戶為情侶)難以歸為一類的生命座落同一層樓

有時不約而同的開著房門

能聽見他人的話語、嗅到新鮮的氣息

生活的殊異成為了一種驚喜

時而交換著過往的生命經驗



從找尋新住所開始

常讓自己覺得一腳踏入了新世界

暫且作一個雅房人類學家

安置身體之後

一切的互動交往皆有待解碼乒湊重組

學習著雅房生活的倫理、人觀

並且居住於遠東街這世界又與進出東別的人潮學生殊異

自己須重新的伸開感官的末梢

讓自身能貼服於這地方

由深處生長



五年的日落

五年的曉夜

沒有一個終點能讓我們能夠不出意外的穩定的不改變

倒是在時間推進與重疊之中

我們將一再的重新認識重新學習

無論是自己亦或是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