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學籥》之筆記 （一）

錢穆先生在《學籥》一書中，從朱子的讀書方法開始講起，原因是孔子的時代太遠，已無法詳考；而朱子較近，方便於我們一窺讀書門徑。



大體而言，朱子讀書別無他法，唯有虛心以對，心若虛便能隨書中之義曲折，而我們更不能脫離了書中的見解，另立己說，這樣才能勉力的不誤解原作，否則我們無法理解作者之思想。有了虛心，那接下來便只管看，不能急切的想立見效果，這也就是反覆不輟的慢讀熟讀。至此較為特殊的是「讀書不得兼看未讀者，卻當兼看已讀者。」一條，錢穆解釋若是兼讀未讀書便是分了心，故只可兼讀舊書，這對於我個人來說是未曾想過的，甚有道理。多數人常都有另種經驗，在閱讀的過程中有所質疑，但我們易於犯了還未入其境卻已執己見立己說，縱使錢穆也說：「學必會疑始有進」，這之中的差別則是疑之所起，起於兩信而不能決。這樣就保持著朱子所說的虛心來理解不同的作者思想，起疑之處也該是立於信的基礎之上。整體來說，朱子讀書法讓人非常的認同，至今我讀起來也無有不合之處，但能否勵行之，這是個難題。但如以愛老師所言，這樣的理想縱使我們達不到，但也要知道有這理想存在，並朝它走去。



緊接著錢穆於＜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中名列了五位「近己而俗變相類」人物，我個人比較好奇的則是錢穆以後見之明來闡述諸儒讀書與學問之優劣，這樣判斷的背後所存在的原型為何？從陳澧開始，陳澧年輕時因受乾嘉考證學之影響，後覺其錮蔽，進而開始思索新的讀書途徑。他完成的第一本書為漢儒通義，即主張學問該從大體上探索義理。他認為 只講訓考據而不求義理，則學問與做人是分開的，讀再多的書也無長進，這部份陳澧指明了人與知識之間該有個關連性，他又明確的指出士大夫之學與博士之學的差異，並認為「略觀大義」的士大夫之學才屬正途，否則只有博士之學也難自立。陳澧這立論在錢穆這篇文章中甚為重要， 此切要的見解是錢穆極為認同的，但陳澧雖看見了問題卻無良方校正此風，所以錢穆才說：「所以陳氏身後，還不見有一個面目一新的讀書風氣，……換辭言之，陳氏在學術思想史上還不夠做成一個畫界線的人物。」這是否也透露出錢穆心中的「略觀大義」的士大夫，學術必有益於身世，並該要傳述此道於後人。



在曾國藩的部份，因為曾氏幸運的未受當時時髦學派之錮蔽，使他順利的發展出了自己讀書的方法途徑，曾氏認為讀書該存著「耐」與「恆」的心態，正好切中當時讀書人懶而躁的風氣，並且以「約而專」為實際的方法，並從身心國家大道理處著眼。曾氏又論考據分杜馬、許鄭兩派，並以顧秦接杜馬，以二王接許鄭，將考據學範圍擴大，更接近於陳澧的「於世有用」。（對於這部份的實際學術陣營之別，我並不明白。）從錢穆於曾國藩此節開展的討論中，又再次的提及士大夫之學的概念，並認為我們不能只有一種關起門來與社會隔離的學術界，學術界該還要有另一種能普遍的為社會多數知識分子所應領解的部份。這我個人非常的認同，但是實際上該如何朝這方面具體的去開展邁進，使學術社群與一般社會能緊密的結合，於此錢穆似乎沒有說清，而這也是我的困惑。



第三為張之洞，之所以將張氏列入錢穆解釋主要因兩本著作＜書目答問＞與＜勸學篇＞，因為張氏本人嚴格來說不算是一位合格的學者，而＜書目答問＞此書更沒有教導後人讀書與做學問的方法，內容舉列二千餘本書目，實屬版本、目錄之學，對於學問之途毫無實用。然而錢穆指出在＜書目答問＞後二十四年，張氏又有＜勸學篇＞，兩書的意識態度竟有重大轉變，這轉變反應的是同、光以下的時世，由博返約，為近百年諸儒論讀書的共同傾向。於此，錢穆舉張氏之例告誡我們，張氏身為當時朝中要職，全國童生以他所書為範，而他所反應的則是如此之風氣，便可顯見張氏之後學術惡化的一般情形，於此更不用說於世有用之士大夫之學。



第四為康有為，康氏診斷當時之學風因兩百餘年異族壓迫之故，導致學問綑綁無益於身世，而學者更只關起門讀書，所讀日趨於記誦考訂，所以康氏為了要激勵氣節、廣求智慧、發揚精神，藥引便只有復興宋、明講學之風。錢穆先生也認為康氏此舉實為切要，而康氏在進行講學運動之餘，並不是單純的將講述己學與只言義理作對立的切割，也就是說講學並不孤起，需仗更為基本的讀書作為根基。於此，也不致落入宋、明學者或顧氏之後的弊端。康氏的長興講學於當時雖然切要時諍，但可惜的是之後世局動蕩，此風並未有成熟於社會的機會，而康氏自身也轉向於今古文的考據中，不可自拔。錢穆更是指出從之前張之洞的書目答問至勸學篇，以及康有為的長興學記轉為桂學答問，參照之下便可看出當時之學風依舊重在博雅考訂，而康氏更熱心於政治，而未專於講學之道。



最後為梁啓超，梁啓超因師承康氏，於桂林其間有「讀書分月課程」，此法讀書前後只需六個月，求於速成而少了朱子讀書法的虛心與靜，這也影響後人對於讀書與學問的態度。而梁氏之後的「輶軒今語」則是承襲康氏的長興學記，寫道：「經學當求微言大義，勿為考據訓詁所困。」這與前人陳澧、曾國藩、早期的康有為皆同。在史學的部份，梁氏點出兩句我認為很有道理，「史學以官制、學派二端為最要。」，「史學以民間風俗為要。」。在新文化運動之下，因胡適所號召整理國故，梁氏寫了錢穆極為讚賞，認為實屬超越前人見地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此書的超越是在於並不以孔子為教主，公羊春秋為教典，也不將考據獨立為一門學問，又改去了自己年輕時的讀書迫促之陋習。我想該是因梁氏最後所處的世界與前人已呈現出某種程度的斷裂，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因過於的尊洋，年輕人又未有前人那般國學之根基，於是此時寫書，已能跳脫過去的時代桎梏，改以一種「介紹」以及讓人「理解」中國文化的大義的心態，所以能不捲入考據義理之爭，更能拉寬整體知識地圖，將諸子、諸史與韻文專集等一併顧到，並注意於治學之大體，與於個人立身修養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