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７０年代會有鄉土文學？

　　為什麼７０年代會有鄉土文學？照楊照的說法是必須從「二二八事件」說起。



　　「二二八」過程中爆發了台灣民眾對長官公署及「接收人員」的強烈不滿，然而衝突消息傳回國民政府中央，卻被認為是民眾的動亂暴動。於是軍隊迅速動員，一上岸後不久便開始「清鄉」。



　　「清鄉」中犧牲的，幾乎都是台灣士紳菁英，尤其是當年二十到四十歲的地方活躍人士。這層台灣士紳，在「清鄉」中被捕被殺的不少；更多的，還有因為目睹「二二八」殘暴鎮壓手法，而被嚇破了膽。「二二八」造成的一項嚴重後果，正是消滅了一整代日據時期培養出來的台灣社會領袖。這群人「二二八」之後，死的死，逃的逃，沒死沒逃的，也都被嚇掉半條命了。



　　過沒幾年的一九四九年發生了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潰敗，倉皇敗逃到台灣，並帶了大約一百五十萬人一起遷台。在戰爭結束後沒多久，台灣自身原來的人口也不過六百萬左右，突然要承擔多增加一百五十萬人的生計是多麼的困難。而糧食的問題正是初到台灣，驚魂未定的國民黨最大的課題。



　　５０年代國民政府開始大力推動台灣土地制度的改革。從「三七五減租」到「耕者有其田」一連串的作法，表面上的理由，是國民黨在大陸吃了大虧學到教訓，要從土地制度的根本，杜絕共產黨意識形態可以生根的環境。實質上，這些政策作法，直接提高了政府對於農業，尤其是對農業產品的控制。

　　

　　然而，土地改革無論在哪一國都是件不容易的事。國民黨能在當時成為成功的土地改革者，主要是因為國民黨是不折不扣的外來政權，他們和台灣地主沒有任何聯盟關係，自然能夠不受牽制地訂定直接剝奪地主利益的政策。



　　但為什麼那些大地主與土地所有者皆沒有起身反抗這樣的政策呢？主要一個原因是冷戰結構形成，美國力量在台灣介入；不過更重要更關鍵的一項，顯然就是因為當時的台灣地主階層，儘管對於自身的利益受傷大感憤怒，卻敢怒不敢言，更沒有條件公然向國民黨挑戰。因為「二二八」的慘痛經驗記憶猶新，也因為「二二八」肅清了一整代台灣社會領導人士，地主們就算要反抗，也找不到可以帶頭組織行動的人。



　　「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給了原本佃農自己土地所有權的滿足。還有一項關鍵性的政策則是「肥料換榖」－政府壟斷肥料生產和配銷，讓化學肥料完全沒有自由市場，農民要取得肥料，保障下一季作物收成，唯一的方法，就是用這季收成的食糧作物，到農會系統換取肥料。換榖辦法中，當然是盡量高估肥料價格，壓低穀物價值。再加上「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同樣反映了這種控制糧食的用意。佃農並非無償得到土地，而是以該土地年收成的二點五倍計算地價，需分十年以實物攤還地價。換句話說，十年當中，新取得土地的農民，除了原本的田賦、實物徵收及肥料換榖之外，還要交出四分之一的收成稻穀，支付地價。



　　這樣的「耕者有其田」加上田賦、徵收和「肥料換榖」和農會系統進行的青苗借貸本息償還，保守估計，直接控制在政府手中的米糧生產，就佔了農民總生產量至少四成。有這麼大比例的糧食，才有辦法應付這群以軍公教為主的一百五十萬新移民所需。

　

　　本來從控制食糧出發的做法，附帶產生了兩項國民政府可能也沒有料到的效果。一項是新取得農地的農民，因為預期十年攤還期一過，就能完整獲得土地所有權，所以在這十年內，不可能輕易廢棄耕地離開農業。而且這些農民長期佃耕，也必然格外珍惜分配下來的土地，視土地為近乎神聖的財產形式。



　　另一項效果是綿密的食糧生產控制，加上徹底的貨幣金融管制，就使得政府對於農戶收入可以進行操縱，尤其是要壓低農戶收入，易如反掌。提高實物徵收成數，改變肥料換榖價錢計算方式，都可以立刻讓農戶就算保持原有的耕作努力，收入卻比原來減少許多。



　　６０年代之後，台灣工業化的發展，就是建立在這兩項條件上才成為可能。後進國家工業化，最大的阻礙是原始資本累積的困難。追究這項「奇蹟」，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政府當年「以農業扶持工業」的政策。什麼是「以農業扶持工業」，用政府宣傳的語言，那是「用政策作為將農業剩餘（盈餘）投注於工業建設」。也就是說台灣工業化初期的基礎，是靠政策性壓低農戶所得，拉開農戶生產價值與農戶實質收入間的差距，才有辦法取得的。在那幾年內，政府手段步步緊縮，保證儘管投入同樣的努力，農戶平均自留穀物收成不斷降低，而且保證，穀物的市場價格不斷壓低。總體而言，農家可支配食糧與收入，都一年比一年差。中間的差額，進到政府國庫裡，成為政府可以拿來使用的工業基金；而且農戶收入下降造成農家人口大幅外流，又為新興工業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



　　６０、７０年代，台灣人口大遷徙，根本理由並不是追求「社會向上流動機會」，而是因為農戶收入低到無法留住原有的勞動力。本來五口之家耕種一小片土地，勉強可以維持五人生計。但在政府政策導引下，幾年內同樣一塊土地收成所得，降低到只能供應三個半人生存，那麼當然就造成農戶中兩份勞動人力必須離開土地，另尋出路的結果。原本由五個人負擔的勞動量，現在必須改由留下的三個人承擔付出，而兩個離家的人，因為是在經濟無法支應的情況下離開的，流離到都市城鎮，他們也就不可能要求多高的工資，只要能夠養活自己得到基本溫飽，他們都會接受。



　　從發展工業的角度看，這是極有效的政策。而且也的確在短短幾年內，就幫台灣打下了初始資本的底基，還從農村擠榨出最低工資水準的勞動力，使得台灣加工出口產業得以享有勞動成本上的優勢，可以用低價策略在美國市場競爭。



　　台灣的農家珍惜土地不願離開不願廢耕，只好讓青壯人力離開去新興工業部門努力，農村人口結構慢慢朝「三老」（老祖父老祖母老媽媽）移動，老化的人口卻要承擔起比以前有青壯人力時更多的勞動量。靠著這樣的擠榨，才有產業結構上的轉變。



　　台灣「經濟奇蹟」靠的就是長期質量豐富的廉價勞力，和長期居高不下的儲蓄率。而這兩件事，都在政府對農業所得高度控制的背景下，才成為可能。工業發展一步，政府就相應將農戶所得壓低一分，保障勞動力繼續從農業部門擠榨出來，供工業部門廉價使用。農村慢慢無法依賴農業生產所得過活，只好轉而寄望離家到市鎮工業區賺錢的年¬輕子弟予以貼補。



　　７０年代中期，農村經濟的下降惡化進行了將近二十年，農村破產的景況，再悽慘不過。農戶皆以不在能仰賴農業而自足，反到「非農業所得」成為農戶的主要生計來源。除了青壯年人口進入工業求生，在這時期更開展了台灣的女性勞動力。這二十年間，台灣有很清楚的「農工同源」現象。勞工階層大多數具備農村背景。



　　「農工同源」的經濟結構，加上政府刻意長期忽略社會福利支出，間接提高了這段時期台灣的儲蓄率。過去談到高儲蓄率現象，通常的解釋都指向文化上的勤勞節儉，但是不該被忽略的，是經濟活動內部造成的儲蓄壓力。簡單說，從農村遷移到都會的人口，有著高度的財務緊張。首先必須從收入中挪出部分送回日益窮困的農村老家，其次還要準備所有社會安全上的不時之需。



　　高儲蓄率省下來的錢去了哪裡？一部分進入民間金融流通市場，尤其是以「標會」形式存在的金融互助組織。可是合會的高利率，建立在「倒會」的高風險上。政府長期不保障不處理民間合會糾紛，讓合會保持在高風險狀態，就產生了讓儲蓄資金不得不流向利率偏低的銀行系統的作用。明明完全由政府控制的銀行系統，長年提供遠低於市場水準的利率，但在考慮儲蓄金額安全性時，大部分人家還是不得不犧牲市場利息，將錢存進公營銀行，這些資金成為政府政策性扶植工業的重要槓桿。



　　連串的因素指向同一個結果，那就是對農村不公平的層層剝奪。這二十年中，隨著這種農村破產過程成長的一代，當然不可能沒有感受，當然有許多想要表達的意見，想要發洩的情緒。



　　「鄉土文學」有兩個最核心的價值，而「文學」並不在其中。一個核心價值是「現實」，另一個核心價值則是「農村」。當他們說「鄉土」時，他們心裡想的、筆下描繪的，是台灣的農村。「鄉土派」不管在作品或評論上，表現得最強烈的熱情，正是揭露當時農村的現實，進而檢討農村悲慘現實的成因。放回到前面討論的台灣戰後政治經濟脈絡中，「鄉土派」的熱情與悲情就很容易理解了。那樣的政治經濟發展，犧牲了農業犧牲了農村，讓農業農村以及從農村裡流離出來的人，承受了最大的勞動壓力，付出了最多，卻得不到公平的相應報償。

　　

　　這一代的人，面對自己生存的農村環境步步惡化，卻只能無奈以對的強烈感受。他們無奈以對，但卻不想無言以對。回到「鄉土」，回到農村與農村經濟，我們才能真正與三十年前的「鄉土派」深刻的精神焦慮聯繫，我們也才有機會接上他們的感受，進而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麼深又這麼具有實存性的精神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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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整理自：

楊照＜為什麼會有「鄉土文學論戰」－一個政治經濟史的解釋＞